事实上，仅仅承认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庞大且单向的误差与遗漏更多的是反映了资本外逃而非纯粹的统计上的误差与遗漏是不够的。

第二、我们严格限制各种权力租金形成的对财政收入的法外补偿。美国的政府机会主义者与金融寡头结合，以所谓的金融创新方式，对全世界进行剥夺。

中国政府应该严格限制法外财政收入的扩张： 第一、我们严格限制以铸币税方式形成的财政收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批准，自2010年1月1日起，开征城市居民遗产税和财产赠予税。关于中国是否救美国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西方意识形态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中国从来就不缺乏能够独立思考并且善于解决问题的学者。

进入 卢麒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这当然也意味着，国际贸易将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在现实中，海外净资产的增加并不等于由交易代表的资本净输出额。

误差与遗漏账户的数额同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此，很难把中国的巨额误差与遗漏主要归结于纯统计的技术性原因。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完全正确。因而，按定义，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误差与遗漏=0。

但这种现象不应该会在最近几年突然恶化，以至导致中国国际收支表中误差与遗漏项的突然增加。但对资本外逃，由于其动机和实现手段的特点，是需要进一步采取其他手段加以应对的。

增加外部融资的边际成本。图4和图5是美国、英国误差与遗漏的时间序列，其路径充分反映了白噪音的特征。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净输出，而资本净输出又意味着海外净资产形成。但剩下的0.45万亿美元，即缺口的43%又应该如何解释呢？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之间的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子缺口。

金融项目的贷方分录（如FDI）金额高估、借方分录（如ODI）金额低估。从2015年开始，外管局统计的资本流出要远远高于商务部统计的实际对外投资资本金额度。例如，因为企业调查数据在2017年9-10月份才能得到，2016年末头寸的修正数据要在2018年3月底才能得到。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对中国这样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外逃的危害尤甚。

但是，误差与遗漏账户每年维持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流出难道不能说明中国存在规模相当可观的资本外逃吗？ 确实，在不存在资本管制和种种制度扭曲、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除非洗钱和避税，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个账户中，高报、低报、瞒报等现象应该是比较少的。此外，骗取出口退税和逃避关税也会促使企业产生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的行为。

其一是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净输出之间的缺口，即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事实上，仅仅承认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庞大且单向的误差与遗漏更多的是反映了资本外逃而非纯粹的统计上的误差与遗漏是不够的。

（余永定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肖立晟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外逃 。国际投资头寸表和资本外逃的量度 为了确定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已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金融账户中的外逃资本，在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之后，我们还需对国际投资头寸表（TheInternationalInvestmentPosition，IIP）做进一步的分析。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价值重估因素，多少是统计制度变化因素，又有多少是存量的资本外逃呢？应该说，基于海外资产存量的资本外逃尚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准确理解误差与遗漏账户中资本外逃的方向和规模对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有重要意义。这些资产有多少是纳入审计监督的？在201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给出的答案是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中国在编制对外直接投资和在华直接投资项目时，使用企业自身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方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持有损益等）来计量头寸，主要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年检和境外投资企业调查的渠道采集数据。

等式两端的各项由于数据不理想和计算困难都会导致误差与遗漏II的产生。简单说，出口高报、进口低报，资本流入高报，资本流出低报都会导致误差与遗漏的增加。

汇率变化将导致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美元价值发生影响。例如，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各季度的误差与遗漏的方向完全一致，都是资本流出，而且同汇率变化相关。

从图9可以看出，自2012年以来除2014年和2015年外，海外净资产形成大于资本净流出。误差与遗漏账户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项目，并非实际统计结果。

换言之，资本外逃按定义不可能直接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其他统计上。据此，不少经济学家推断中国出现了相当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汇率变动（美元指数和美元兑人民币双边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化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其他项目也会造成类似影响，但这些项目的变化也属于非交易性变化，是要留到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时处理的，因而原则上也不会对误差与遗漏造成影响。年末头寸则应该是独立量度，而不是由等式右端推导出的。

如果对资本外逃的规模心中无数，政府和货币当局就无从判断采取某些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并不是某个特定部门的问题，而是国家统计体系建设落后于经济对外开放步伐的问题。

或所有交易项目金额相加应该等于零。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是给出一个大概的估计。

这样，类似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新的平衡项——误差与遗漏II，使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仅仅反映资本的净输出。例如，新增直接投资的数据取自有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交的投资报告和支付报告。

外汇储备变动是最容易真实记录的。例如，截至2013年年底，110多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5万亿元，根据国资委统计的境外 经营单位资产总额占比12.5%计算，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3万亿元。例如，美元指数的上升对年初头寸和交易项没有影响。假设后者代表了可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资本外逃规模，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之间缺口的57%便得到了解释。

年末头寸=年初头寸+交易+价格变化调整+汇率变化调整+其他调整+误差与遗漏II。这样，尽管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有ODI的流出记录，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表现为新增交易，但在年末头寸中却找不到这笔资产。

狭义的资本外逃等于净误差与遗漏+私人资本外流。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对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中国家庭出境旅游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汇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其对应的存量恒等式为：累计的经常账户顺差=（居民海外资产-居民海外负债）+外汇储备，或累计的经常账户顺差=中国海外净资产。